独立意识、内心定力、普世价值，这是留学信仰中的一部分。留学有时也像宗教似的，给世人太多智慧和启迪、太多感动和震撼。中国人说，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信仰留学倒不是为了顶礼膜拜，而是全身心投入，从心灵深处体验、领会教育国际化的新思维、新视角，完成自我超越。
在我留学的时代——二十一世纪初，在“老司机”的段子风靡全国的同时，还流行着一句“你做了……生活就完整了”，后来经过东北人、北京人、天津人等几个善于嘴上功夫的人群加以剪辑、润色，变成“你尝尝这虾，要不生活不完整”、“哇塞，没蹦过极？太不完整了”、“今天桑拿真爽，完整了”。
套用那时的口头禅，“留学了，生命才完整！”
在我看来，留学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稳赚不赔的风险投资了，这当然也是出于对教育的信仰。
“真正地活着，就必须有自己的语言”
咱们这个民族相信上帝的少，相信孔子、相信教育的多，而留学对于每个人而言，其实是教育的国际化延续。
不过也要看如何理解这“稳赚不赔”的“买卖”。如果仅仅是拿个学位、在英国或国内找个工作、把学费赚回来，好像有些典型的中国式思维，从经济角度斤斤计较于留学的机会成本。
中国人淡薄的宗教信仰之外，却近乎疯狂地笃信教育的功利用途，读书的出发点是“有用”，读书能做官，做官能发财。
在任何时代，也包括主流价值观松动的今天，孔子的理念留给世人的不知道是否只剩下“学而优则仕”？
科举制虽然名义上早已在一百年前灭亡，但它的核心理念千百年来始终没有消失——被中国人庸俗化的“教育改变生活”。
留学的经历，或多或少会让我们换一个角度观察世界、审视教育、感受自己。
终于能有一个梦想成真的学术自由的环境，同学和盘托出，老师直抒胸臆，读万卷书，听百家言，此时才觉得豁然开朗、耳目一新、和而不同。
上课之余，当我跨进商学院管理层的办公室时，看到桌子上、地上到处是七零八落的讲义、书籍，几乎要开出一条路才能进去，而办公桌后面的主任兼教授若无其事地招呼我坐下。那一时刻，我忽然觉得学管理仅仅接触讲师、教授还远远不够，至少学术范儿的管理者还需要解决自我管理的问题。
而在EMBA班上课的同学里，大部分是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，他们坐在教室里，穿着休闲，一旦有案例分析的机会，就能马上显现出浓郁的商务范儿。举止投足透着专业，言语精炼，一针见血。与他们一起上的大课，收获巨大。
终于——这也是人生第一次——在经过无数痛苦的思索、探究、实践之后，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观点、见解和生活方式！
心理畅销书《少有人走的路》中说：“真正地活着，就必须拥有自己的语言，拥有独一无二的怀疑与挑战的意识。”要感谢留学给予我的独立意识！终生受用！
追求体制不如完善自我
翻翻过去三十年的日记，纸质版、电子版加起来，估计也有四五十万字了。可惜精彩的不多，基本上是个虐心的账簿，记录了多年来的精神透支。
而核心的问题只有一个：追逐臆想中的激励机制。
从国企到英资机构，留学前后的工作经历看似国际化了，而内在的很多体制其实是共通的。我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国有体制，跨越到英国（或者说欧洲）的“社会主义”，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“发展中”的中国与“发展过”的英国，都面临着市场机制的重新调整和定位，而又都没有达到我的“预期”。
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寻找适合自己的体制，本质上说，还是希望依靠制度的力量激发内在动力。换句话说，还是自我管理、自我激励的内生性动力不足。
海外学习和工作的十几年间，我还在吃留学的“老本儿”——不断地思索自己的发展路径和方式。
我认清了体制内外的发展逻辑。
“体制内”更需要承受约束带来的压抑、痛苦，以换取体制内的认同和保护；而“体制外”则更需要承受放任带来的孤独、恐慌，以换取体制外的自由和洒脱。
同时，我也认清了自己焦虑、纠结的根源：依赖外界的“馅饼”，而没有听从内心的选择。
当我决意在国际教育圈做普世价值、文化的传播者时，当我用自己新书的章节、自媒体平台的文字与公众交流时，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满足！
一个更大的目标，一个更大的定力，完成了体制的超越、宗教式的精神洗礼。正像我最尊敬的心理学家穆楷老师说过的，心想事成体现出的，是内心的强大。
爱的世界
我留学后在英国第一份工作期间，与line manager（直属领导）Anna闲谈时，她说周末与平时工作一样忙，主要是两项“任务”：一个是接待或看望她那12个孙子、外孙、孙女、外孙女，这也要排个时间表，一年到头很少有间隙。另一个就是去教堂了，不一定每周都去，但也很频繁。
她忽然若有所思地问我，信不信上帝。我坚定地回答：不信，我只信自己。那时竟然如此笃定，如此不假思索，这种“气节”是怎么出来的，至今我也弄不明白。
受唯物主义教育多年，又深受共产主义思想洗礼，但我竟没有什么信仰，只是觉得权威或偶像多半是人造的，顶礼膜拜了半天，自欺欺人。
上帝能改变什么？我的至亲曾住在阴冷、破旧的大杂院里（后来有了新名词，叫棚户区），盼着拆迁，真拆了，又得不到好的补偿，还得挤在新的大杂院里。而留下的土地上，盖起了四合院别墅区，上亿元一个宅院，住进了达官显贵。上帝是谁的上帝呢？
Anna惊异地点着头，仿佛遇到了陌生人，盯着我看了许久。在一个宗教盛行的地方，没有信仰是异类。
我工作的小城市（充其量也就相当于中国的一个镇级行政单位），最高的建筑除了Council Building（政府公共廉租房）之外，就是教堂了。我喜欢教堂建筑的恢弘气势，总能联想起当年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里感受到的宏伟、深邃。
教堂里除了宽敞，就是一种弥漫在身边的热情，每个人都亲切地打招呼，像是家里人的聚会一样。当穿袍子的人（这个有点像利玛窦了）宣布开始后，所有人都毕恭毕敬地坐下，寂静中，偶然听到小孩子的哭闹，人们可能侧目，但都是善意地一笑。我随着大家翻开椅子上预留的歌本，大家跟着管风琴和唱诗班一起吟唱。
旋律有的舒缓，有的庄重，有的高亢，有的低沉，不过主题都是歌颂上帝的伟大。我只是哼着曲调，滥竽充数，而头脑里却回响着“太阳最红，毛主席最亲”、“我爱北京天安门，天安门上太阳升”、“唱支山歌给党听，我把党来比母亲”这类的旋律。
一个是西洋音乐，一个是中国民歌——天哪！异曲同工！《圣经》难道就是“红宝书”？英国教徒餐前默念的“咒语”难道就是“早请示、晚汇报”？
同样经历过血雨腥风，同样都挑战过威权的神坛，英国人回到了“向善”轨道，而我们在哪里呢？
我可能终了一生也不会信教。
我赞赏克里希那穆提的那句名言：“一个有爱的人是没有信仰的——他只是去爱就够了。”
但这并不是说，我与克氏一样，要否定宗教的意义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正是宗教成全了爱。
信仰可能是“有爱”的前传，“有爱”之前，我们通过信仰来培养爱。
——部分内容引自新书《到英国去》
【作者简介】赵刚，英国格拉斯哥大学MBA；现任英国诺森比亚大学中国区首席代表；十几年来，一直从事中英教育交流、文化传播工作；2002年合著《欧洲情调之旅》一书；2016年9月新书《到英国去》出版。
